唐代名医孙思邈提出了胎教作用的(古人十分重视胎教,唐代名医孙思邈在他的)

古人十分重视胎教,唐代名医孙思邈在他的

一、中国幼儿教育的发展

（一）基本概念

中国古代幼儿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个重要分支。以往的一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就大体上是一部儒家教育思想史；而其他学派的教育思想就被当中依附于儒家教育思想主干之上的一个分枝而得到容纳，或者就干脆被排斥在教育历史发展的主线之外。这里尽量做到兼蓄并收。

中国古代的“幼儿”与“幼儿教育”与现代的概念不同。现代由西方传入的“幼儿教育”或者“学前教育”概念特指儿童在3岁以后直至入小学之前所受的教育，并且常指的是正规的学校教育。

中国古代对幼儿年龄的上限规定较晚。

“幼儿”：“人生十年曰幼，学。”《礼记·曲礼》。汉郑玄注：“名曰幼时，始可学也。”即从初生到10岁出外上学这个年龄段称为“幼”。但古籍的记载不一致，一般的说法是8岁。朱熹在《大学章句序》曰：“人生八岁，则至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

这里所讲的“幼儿”是一个广义概念，是从初生之时到8-10岁外出就学。“幼学”，即幼儿教育，就是特指外出就学之前所受到的教育。

中国古代的“幼儿教育”，是需要用模糊语言来加以描述的概念，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教育对象广泛，包括社会全体幼儿年龄阶段以内的儿童；第二，教育途径涵盖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把幼儿置身到一个庞大的社会课堂之中，内容十分广泛；第三，在教育方式上，相对地注意到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包含了一定的自然性和趣味性。

需要注意“相对”一词。实事求是地来看，中国的教育一向较少地注意个体的自在意识，而片面地强调集体和国家，在教育过程中总是出现“去个性化”。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有时也考虑到个体之间在水平和能力方面的差异，并提出了“因材施教”等有意义的教学原则，但实际的目的还是取消这种差异，把每个人都塑造成封建统治阶级所规定的标准模式。这一点在普通学校教育中，尤其突出。

同普通学校教育相比，幼儿教育较多考虑到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并采用了具有形象性等特征的教育方式，如：游戏、儿歌、玩具、舞蹈等形式，寓教育于娱乐之中。而且，由于幼儿教育的范围不受地域、时间的限制，因而为儿童成人提供了较多的自由选择的时机。儿童在这种比较自然的机会中可以表现自己的个性和天才，而成人也利用这种机会或者施加影响，或者发现儿童的特长。在普通教育史中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同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相比，是一种比较成功的教育形式，而这个形式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在一定限度内相对摆脱了封建正统观念的约束，获得了一些自由活动的余地。当然，这种自由的余地是很有限的。

（二）中国幼儿教育的发展史

中国幼儿教育史是中国幼儿教育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

1．原始社会幼儿教育：

原始社会的幼儿教育以“社会公育”为其特征，即不“独亲其亲，独子其子”。

2．奴隶社会的幼儿教育：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幼儿教育从公育变为家事，教育内容逐渐丰富、复杂，奴隶社会就具有明显的阶级性。

3．封建社会的幼儿教育：

幼儿教育发展到封建社会阶级性越来越明显，并且形成了从选择配偶、胎教、慈幼到家教的家庭教育体系，封建教育形成以封建制家庭教育为特征的我国古代教育的特征。

4．近代幼儿教育：

清朝的教育改革政策：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又叫癸卯学制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把幼儿教育纳入教育体制中来。提出家教、蒙养合一的问题，并产生了幼儿教育机构。

5.近代在幼儿教育史上出现了探索幼儿教育中国化、科学化的代表人物，如陶行知、张雪门、陈鹤琴等一批著名的幼儿教育专家，他们的幼儿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指引了当时中国幼儿教育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中国的幼儿教育进行发展和改革，使中国的幼儿教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二、中国古代幼儿教育的主要经验

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包括学校教育以外的多种教育形式，有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王孙贵族的宫廷教育，以及妇幼关系和妇幼保健的内容（主要体现在慈幼和胎教方面），还包括幼儿游戏和神童教育等方面，其中最能体现其思想价值的主要是重视胎教、慈幼、家庭教育和游戏这几个方面。

（一）胎教

重视胎教。我国古代，极为重视胎教作用的，把胎教作为培养圣明君主、理想后代的重要手段而予以认识和研究。

据《列女传》记载，早在距今三千多年以前的西周时期，周文王的母亲就对周文王实行了胎教，因而周文王聪慧明圣。

春秋时期的孔子就曾经立下了实行“胎教”的规矩，要求对孩子从小就加强教育。他的观点是，人都是由胎胞生下来的，在胎里出了毛病，生下来也就无法教育，因而胎教是第一重要的。

《黄帝内经·素问》指出父母酗酒，不但对自己的身心有害，而且对后代也不利。

陶渊明平时嗜酒，到晚年觉察到子女鲁钝，认识到“盖缘于杯中物贻害”，但悔之已晚。

重视养胎。我国古代十分重视养胎的作用，把养胎看作是胎教的基础。

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其所著《千金方》中列养胎专篇，论述养胎的重要性和养胎的方法。文中说，胎儿日月未满，阴阳未备，脏器骨格都未形成，所以自受孕时起一直到临产，孕妇饮食居处处处都要注意。

明代医学家万全在《广嗣纪要·养胎》中也说：“妇人受胎之后，最宜调饮食，淡滋味，避寒暑，常得清纯和平之气以养其胎元完固，生子无疾”。

胎教和她胎养的方法很多。

1.注意孕妇的精神因素

古代胎教学说认为，妊娠期间的孕妇健康十分重要，直接影响到胎儿的健康，而孕妇的健康和其精神因素有很大关系。

万全在《广嗣纪要》中说：“受胎之后，喜怒哀乐，莫取不慎。” 孕妇要注意自我心理调节，保持心绪和顺，心境平和即胎教，过激的情绪危害很大。因过喜而伤心则气散，怒则伤肝而气上，思则伤脾而气郁，忧则伤肺而气结，恐则伤肾而气下。母气既伤，子气亦应，未有不伤者。其母伤而胎易堕，其子伤则脏气不和而多病，象盲、聋、哑、痴呆、癫痫等皆是由先天不足所致。

万全说：“子在腹中，随母听闻。自妊娠之后，就要行坐端严，性情和悦，常处静室，多听美言，令人诵读诗书，陈说礼乐，耳不闻非言，目不观恶事。”这样则“生男女福寿双全，忠孝贤明。” 闻听诗书，奏着琴乐，现在的胎教依然提倡。

2.注意日常饮食

古代胎教学说认为，注意孕妇的饮食，以利于胎儿的生长发育，饥饱适中，过饥过饱“皆能令子受患”。过饱，会增加胃的负担，还会压迫胎儿。过饥，会使胎儿营养不足。孕妇要“不食邪味”，“五味之食则节之，勿食肥甘之味”。

还要注意孕妇用药，胎盘有通透性，一些药物可由母体胎盘而进入胎体，而胎儿的解毒能力差，排泄能力低，极容易使胎儿中毒。

3.注意环境影响

孕妇要注意外界环境对胎儿的影响，多接近有利于胎儿发展的环境。《千金方·安徽养胎》提出，胎儿“禀至未定”、“逐物变化”、“外象而内感”，因而，外部环境的各种影响都会通过母亲而波及到胎儿，即“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得热俱热，得寒俱寒；病则俱病，安则俱安”。所以古代胎教学说十分强调创造一个有利于胎儿发育的适宜环境，居处清静。因为胎儿感其善则善，感其恶则恶，因此要“常处静室，多听美言”。“居处简静”也是为了多方育养，防母子受伤以保胎。

4.注意劳逸以节

妇女在妊娠期间要注意休息，避免过劳，但不要睡得过多。“不为力事”，不要从事重体力劳动，适当的轻度的活动、劳动与运动仍是必要的，可使其血流通畅，有利于胎儿的健康成长。

总之，孕妇只有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保持良好的情绪并辅之以知识、音乐、道德的陶冶与教育，才能“生子聪明，才能贤德过人”。

古人对孕妇健康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孕妇“勿登高，勿临险，勿独初暗室，为了实行胎教，妇妊子者，戒过饱，戒多睡，戒暴怒”，现在依然很有意义。由于中国古代的胎教思想还涉及到胚胎学、营养学和生理学等理论，所以其知识面之广，学问程度之深，是其他学科无以伦比的。

（二）慈幼之道

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建立在“慈幼”的思想基础之上。“慈幼”即爱护儿童，这既是儿童本身的需要，也是社会的需要。

韩非认为，慈母对于幼子所表现出的慈爱之情，体现为对于幼儿的某种期望，期望就是“务致其福”，期望幼儿将来身体健康、万事吉祥，“事除其祸”。还有，“不疑生于慈，故曰慈故能勇”，这个“勇”是母亲为了孩子的一种果敢无畏的品质。

1. “慈爱”与“溺爱”的关系

在家庭幼儿教育的一般实践中，母亲对于幼儿的慈爱之情所引起的作用，确实是很难被代替的。但是，如何区分“慈爱”与“溺爱”之间的界限呢？

韩非提出了“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意思是慈母虽然对于幼子慈爱至极，但如果放弃了教育的责任，则等于将幼儿置于死地，这种“爱”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爱，就如同婴儿有病不予治疗，就会加重病情。

宋代学者袁采的慈爱之道

爱子与教子之间的关系，在唐宋以后也日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在这方面，以宋代学者袁采和他所著的《袁氏示范》最具有代表性，比较全面地论述了父母的慈爱之道与教育子女的关系，并对这一类关系中所包含的生理、心理因素作了具体分析。这在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上有一定的影响。袁采和的观点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贵求反思。他认为，人当婴孩之时，爱恋父母至切，而父母在儿女儒婴之时，也慈爱之深，抚育无所不至。人既长之后，则情分稍疏。父母欲得子女的孝敬，必先求尽其慈，反求于心，思其所为是否有愧于心：其责于子孙者，是否也是自己从前为人之所事亲之道？儿子女则请在“观人之抚育婴儒，其情爱如何，终当自悟”。

唐代名医孙思邈被称为

出自唐代名医孙思邈之《备急千金要方》第一卷，精：精湛的医术，要求习医之人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诚：高尚医德，“见彼苦恼，若己有之，善发大慈恻隐之心”。即医者要医术医德兼备。

孙思邈《大医精诚》，被誉为是“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它明确地说明了作为一名优秀的医生，不光要有精湛的医疗技术，还要拥有良好的医德。这篇文章广为流传，影响深远。直到现在，我国的不少中医院校仍用它作为医学誓言，并用它作为准则来严格要求自己。每个医生都应秉承“大医精诚之心”，全心全意地为患者服务。

唐朝著名医学家孙思邈所著中明确指出

“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出自唐代医学家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序》。这句话的原话是“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意思是“君王和亲人生病了，却不能为他们治疗的人，不是忠孝的人”。

　　孙思邈的简介

　　孙思邈是唐代医药学家，被后人尊称为“药王”。孙思邈从小就聪明过人，长大后爱好道家老庄学说，后隐居陕西终南山中，并渐渐获得了很高的声名。孙思邈精于内科且擅长妇科、儿科、外科、五官科，很重视研究常见病和多发病，对针灸术也颇有研究。孙思邈重视民间的医疗经验，积累走访，及时记录，终于完成了他的著作《千金要方》

唐朝著名医学家孙思邈所著的什么中却指出

孙思邈在数十年的临床实践中，深感古代医方的散乱浩繁和难以检索，因而博取群经，勤求古训，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编著成《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反映了唐初医学的发展水平。孙思邈是中华医学发展先河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在中外医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勋，千余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和崇拜。

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凿开径路，名魁大医。

羽翼三圣，调合四时。

降龙伏虎，拯衰救危。

巍巍堂堂，百代之师”。

宋徽宗敕封为“妙应真人”，被后世尊称为“药王”。现今我国各地都有祠堂纪念。陕西耀县药王故里孙原村现存有药王孙思邈诞生遗址、幼读遗址、药王墓及孙氏茔园，药王碑苑和宏伟壮观的药王纪念中心药王祠堂，每年农历二月二开展规模宏大的药王孙思邈文化节纪念活动。平时有来自日本、台湾、香港和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他的千金方中提出了有关胎教的理论是

宋代名医陈自明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胎教的国家。胎教理论最早萌发于古代人们期盼得到一个好孩子的美好愿望。早在二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胎病”的论述。到了汉代，各种书籍中出现了大量胎教内容的记载和论述，初步形成了胎教学说。宋代名医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中就有专篇“胎教论”。

到了明代，胎教学说更进一步完善和全面。清代陈梦雷等人把历代胎教学说汇集一起，立为“小儿未生胎养门”。公元前5世纪，希腊著名学者苏格拉底的著作中出现了关于胎教的记载。到了19世纪80年代，英国生物学家高尔顿，在其表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启发下，正式创立了“优生学”。从20世纪50年代起，优生学开始有了较大的进展，胎教学说也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普遍关注，逐渐形成了一门完整的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欧美一些国家纷纷成立了胎教研究机构和胎教中心，致力于胎儿智力、体力的全面开发，并确立了胎教的科学根据和施教方法。

据《史记》记载，中国古代第一个对其子进行胎教的是周文王的母亲太任，文王生下来非常聪明。文王的孙子周成王也是受胎教而生，长大后也很聪明。周朝用胎教的方法培养出了理想的接班人。

学学古人的胎教方法，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古代胎教学说的书籍有：《增补大生要旨》、《傅青主女科》、《产孕集》、《万氏女科》、《大戴礼记》、《颜豕家训》、《小学》等，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古人的胎教学说是有科学依据的。

孙思邈的胎教理论

文化的基础和核心是哲学，每种文化都体现在这种文化的具体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上。而每种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又体现在每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中。因此有些学者把文化定义为是一种生活方式。中国文化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学前儿童教育与文化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存在着必然的、内在的联系。一般来说，在相对稳定的社会中，社会的文化传统与学前儿童教育大致保持着相对适应和功能互相配合的状态。

一方面，一定社会特有的文化传统（包括一定社会的政治指导思想、道德观念、价值取向、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蕴含在整个社会中，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强烈地制约着人们对子女的教养方式和教育内容；另一方面，这种特定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又使传统文化在下一代身上得以再生。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教育。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家庭不仅具有生产和生活的功能，而且具有突出的教育功能，子女在家学私塾中、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中完成教育。中华民族自古十分重视子女的家庭教育，家教文化成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家庭教育史上，不但出现了孟母断机、岳母刺字这样的教子有方的楷模，而且许多名人、许多家族都立有家戒、家训、家规和家范。

下面我来简要说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教育思想的精华与糟粕。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家庭教育思想

1.重视早期教育

我国提倡学前儿童早期教育的思想渊源出自儒家“正本”“慎始”的哲学观。

《易经》称：“正其本，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因此，我国历来重视对子女进行早期家庭教育，甚至主张“胎教之法”，为子女一生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比如，西汉的贾谊在《新书·胎教》中就提出要“正本慎始”，须行“胎教之道”；刘向在《列女传》中提出了“慎外感”的主张，重视孕妇对外界事物的感应。在此基础上，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在《千金方》中，高度重视外界事物和周围环境对孕妇和胎儿的影响，提出了“外象内感”的胎教理论，奠定了我国胎教学说的理论基础。

古人不仅重视胎教，而且认为孩子出生后要今早对其进行家庭教育。《礼记·内则》就提出了按年龄安排的早期家庭教育计划：“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认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

2.提倡正面教育

《易经·蒙卦》称：“蒙以养正，圣功也。”意思是要对蒙童及时地以正当、正确、正面的内容和方法进行教育。这是我国古代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

3.注重教子做人

德教为本，把行为规范和道德品质的教育放在首位，是我国传统家庭教育的显著特点之一。历代家庭教育论著和各种家规、家范、家戒，无一不是强调“忠孝传世”，把教子做人作为论述的重点，以勉子立德、诫子自立、教子孝亲、训子以俭为教育的基本内容。

4.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其中，学前儿童教育要从实际出发，按照科学规律进行，必须适合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这一点在我国的传统家教文化中也有所体现。孔子提出了“欲速则不达”。

孟子也批评了“揠苗助长”的愚蠢做法。王筠在《教童子法》中指出：“学字亦不可早。小儿手小骨弱，难教以拔蹬法。

5.尊重本性，因材施教

孩子的气质、性格、兴趣等个性特征各有不同，家长对子女进行教育要因人而异。孔子在春秋时期就采用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子路与冉有向孔子请教同一个问题，听说了一件事，要不要马上去做？孔子对子路说：“有父兄在，不可以如此。”对冉有却说：“可以去做。”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公西华对此发生疑问，孔子解释说：“冉有退缩，故激励其进取；子路则勇于进取，故使之知有所退缩。”（见《论语·先进》）

6.慈爱与教育并行

慈爱自己的子女是人之天性，宋代袁采在《袁氏家训》中指出：“父母于其子婴孺之时，爱念尤厚，抚育无所不至。”但是一味的溺爱，对子女的成长反而不利。颜之推认为正确的做法是：“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比及数岁，可省笞罚。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

（二）中国古代传统家教文化中的消极因素

中国传统文化中积累了丰富的学前儿童教育经验，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但也有消极的、陈腐的、不科学的内容，因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我们的传统文化，分析传统家教文化中的不利因素。

1.传统文化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依然影响着众多的家长

传统的家庭教育中充斥着功名思想，教育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功名，光耀门楣。当今许多家长依然过于重视攫取功名的考试，把考大学作为子女未来的唯一出路，对孩子的学业寄予厚望，甚至是不切实际的期望。为了使自己的孩子早成才、快成才、成大才，有的家长盲目地进行“过早教育”和“过度教育”，这里就有一个极端的例子。2005年12月24日，年仅3岁、身高不足1米的郑博，只因不肯识数认字，死在了亲生父母的棍棒下。

2.家长本位的亲子关系不利于儿童独立意识、独特个性的培养

传统文化中的等级制度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上下尊卑、等级森严。表现在亲子关系上就是“父为子纲”。父亲在家中享有绝对权威，子女必须绝对服从。朱熹在《童蒙须知》中写道：“凡为人子弟，常低首听受，不可妄自议论，长上检查或有过失，不可便自分解。”这是家长本位的教育模式，一味强调家长意志，完全忽视子女的意志，扼杀其创造精神和健全的个性。当代的许多家庭仍然把顺从、听话、老实看作好孩子的标准。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孩子时常表现出自信心不足，主动性、独立性、自学性和进取精神差，缺乏强烈的主人翁思想和创新欲望。

3.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不利于儿童创新及竞争意识和健全人格的培养

“中庸之道”作为儒学的重要思想，已经渗透到我国传统的家庭教育之中。古代童蒙读本《太公家教》中说：“言不可失，行不可亏。他篱莫越，他事莫知……口能招祸，必须慎之。见人善事，必须赞之；见人恶事，必须掩之。”教育孩子从小学会不说对自己不利的话，不做对个人不利的事，学会回避矛盾，明哲保身。这种利己的教育观念不利于培养儿童的创新和竞争意识，不利于培养儿童正直正义的人格。

4.此外，把子女当作私有财产的观念、重男轻女的观念、崇尚体罚的观念等传统家庭教育观念也根深蒂固，至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现代人的教育思想。